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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元十九年（1283年）十二月初九，是抗元英雄文天祥就义的日子。这一天，元大都兵马司监狱内外，戒备森严，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。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行将就义的消息，自动聚焦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。从监狱到刑场，文天祥走得从容坦然。文天祥面向南方拜了拜，说：“我的事情办完了，心中无愧了！”于是从容就义，终年47岁。
文天祥从1278年兵败被俘，到1283年从容就义，前后历经六年，元朝廷曾多次对他劝降，但文天祥以死明志的决心却从未动摇改变过。
然而，据《宋史·文天祥传》记载，行刑前，元世祖忽必烈曾派遣投降的南官王积翁到文天祥的牢房，传达皇帝打算重用他的圣旨。
文天祥回答的原文是：“国亡，吾分一死矣。傥缘宽假，得以黄冠归故乡，他日以方外备顾问，可也。若遽官之，非直亡国之大夫，不可与图存；举其平生而弃之，将焉用我？”
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：一是，如果自己能以道士身份归隐故乡，将来以方外之人的身份，可以给元朝朝廷出些主意；二是，你们想用我，主要是看中我的名节，如果要我马上当官，实际上是毁了我一生的名节，一个没有名节的人，又怎么可能被你们所用呢?
那么，《宋史》上的这段记载是否真有其事？文天祥临死前的“动摇”到底有没有？
一种观点认为，《宋史》上的记载不可能有假，至于文天祥为什么这样说，则可以有种种解释。
第一种解释是，《宋史》作者没有必要给文天祥抹黑。
因为《宋史》写成于元至正五年（1345年）十月，距文天祥之死已有60多年。文天祥生前死后之时，大局欠安，元人也不曾对他诋毁、非议，几十年之后，时过境迁，更没有必要在文天祥身上抹黑。
《宋史·文天祥传》的编写者对文天祥也甚为敬佩，赞誉有加，其传后“论曰”中，除了使用仁人、志士等赞语外，竟称其为宋300余年仅见之“伟人”，这一用词，在《宋史》中绝无仅有。这样的执笔者，不可能在文天祥身上抹黑。
第二种解释是，这是文天祥放的烟幕弹，他可能另有图谋。
论者认为，以文天祥之顽强，他绝不甘心引颈就戮，倘能逃出樊笼，登高一呼，应者自当云集，他日之事，则未可料也。这叫“兵不厌诈”。
第三种解释是，文天祥久有出世之心，以道士身份隐居是他的一种选择，至于备不备顾问，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。
文天祥有二子，一名道生，一名佛生，可见他早就同佛道结了不解之缘。在文天祥看来，出世也是一种反抗，死节并不是唯一的选择。长期的牢狱生活以及佛道思想的熏陶，或许使得他的价值观有所变化。
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，《宋史》上的记述纯属编造，其目的就在于诋毁这位以抗元为己任，不成，则决心以身殉国的英雄。
因为一切“正史”都是胜利者写的，尽管文天祥心昭日月，尽人皆知，但元代的统治者绝不愿意在历史中保留文天祥的完美形象，为后世反元者树立一个完美的标本。因此，在文天祥身上泼洒些污水是必然的。
其实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天祥的一贯立场和一贯言行，而不是他人转述的立场或言行。《过零丁洋》、《正气歌》、《绝命词》等传诵千古，尽人皆知，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文天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