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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神农》原文：
民食腥膻鸟兽同，那知土谷利无穷。
后人只祀勾龙弃，谁念艰难起帝功。
浅读：
王十朋此诗赞美神农带领人类耕耘土地、播种谷物，彻底告别了与鸟兽一样吃腥臭之物的历史；感叹后人只知道祭祀社神勾龙和稷神弃，又有谁记得神农艰难开创的起始之功？
在远古时代，人类生存条件极其恶劣。原始人或采集果实，或渔猎为生，幸则与鸟兽争食，不幸则为鸟兽之食。食物简单、粗糙而且来源很不稳定，生命和种群时刻处于存亡绝续的危险关头。在直立行走数百万年后，人类才学会使用火、制造石器和栽培植物，此后进化得以提速，文明得以形成。这三件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，对于原始人的意义，绝对不亚于工业革命之于近现代社会。这其中，栽培植物尤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它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升级为食物的生产者。菲薄但相对稳定的收获，为生命的延续、人口的增长、定居生活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基本而坚实的保障。
那么，谁是这场伟大农业革命的最初引领者？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。
王十朋这首诗就提到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3位“农神”：神农、勾龙和弃。传说神农即炎帝，“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”，还曾“尝百草之滋味，一日而遇七十毒”，为农神兼药神；勾龙即句龙，是水神共工的儿子，为社神，别称“后土”（与“皇天”对应）；弃即后稷，其母姜嫄踩“大人”（后来得知是天帝）脚趾印生之，以其生或其貌不祥屡屡弃之，但弃置陋巷则得牛羊养育，弃置林中则得樵夫搭救，弃置寒冰则得鸟翼覆盖，遂复收养，长成后善播谷物，为尧舜时农相、周族始祖、稷神。王十朋认为神农是农业的拓荒者，地位高于勾龙和弃。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，王十朋致敬拓荒者值得尊重，但神农的身份却是存疑的。
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经提出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一说，包括三层意思：第一，“时代愈后，传说的古史期愈长”，如“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，到孔子时有尧舜，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，到秦有三皇，到汉以后有盘古等”。第二，“时代愈后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”，“如舜，在孔子时只是一个‘无为而治’的圣君，到《尧典》就成了一个‘家齐而后国治’的圣人，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”。第三，由于缺乏史料，我们“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，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”。
照此说，证之史料，神农的传说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《周易·系辞》，勾龙的传说载于春秋末期的《左传》，后稷则是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的主角。历史的真相很可能与王十朋所知的谱系相反：最初是西周的先民追念他们的始祖后稷在播种谷物方面的贡献，春秋时期人们又强调水（共工）土（勾龙）的重要性，至战国时期才出现统领农业的“神农”。而无论神农、勾龙还是后稷，未必实有其人，可能都只是一个“符号”，象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中华先农。闻一多和丁山则推测共工即鲧，勾龙实为禹，也可以认为是夏族的图腾龙。
对于今天的吃瓜群众来说，神农、勾龙和后稷的本体究竟是什么、谁先谁后，很难弄得清楚，其实也未必那么重要。重要的，是它们所代表的意涵，如农业、土地、谷物、拓荒，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意义。
中华古代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。华夏族和以它为主体形成的汉族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，关键在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越了游牧民族和其他农业族群。虽然历史上游牧民族多次战胜甚至征服汉族，但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在长期的征服中，比较野蛮的征服者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，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，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。”鲜卑、契丹、羌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洲这些少数民族，不仅以（北）魏、辽、夏、金、元、清这些汉字为名建立政权，而且都在经济、政治和文化方面推行不同程度的汉化，推动游牧文明融入乃至转型为农耕文明。而从世界范围看，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相对发达，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通，保证了“直到15世纪以前，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保持了千年的领先地位。”
但以农为本并不意味着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揭示了农工商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，黄宗羲更是明确提出农工商皆本的主张。遗憾的是，这样的明白人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少。自商鞅变法讫晚清，统治者推行了2000多年的重农抑商政策。其结果，不仅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。而且也延误了农业本身的发展，晚清的农业形态，依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铁犁牛耕。虽然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飙升至世界总量的20%-30%，但代表古代农业文明的清王朝，还是在此后一败再败给近代工业文明的“弄潮儿”欧美强国，甚至是长期被中国士大夫鄙视的“倭夷”日本。
失败的后果是如此惨痛，而工业文明又是那么步伐迅捷、成果炫酷，以至于近代历史上以郑观应、张謇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一再发出“商战”或“实业救国”的呼吁，以至于1958年的中国急不可待地发出了“钢铁元帅升帐”的呐喊。对工业文明的追赶无疑是必要和急需的，但它决不能以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为代价，否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惩罚。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明显减少，造成大浩劫的直接原因，便是农业的全面崩溃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要保证十几亿人的食品安全，要提升十几亿人的生活品质，要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，我们依然需要重视农业，依然需要敬畏土地，依然需要袁隆平这样的“现代神农”开发更多更好的谷物，依然需要继承和发扬“神农”“后稷”身上的奉献情怀、求实品质、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