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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“春来遍是桃花水,不辨仙源何处寻”的王维;他是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王维;他是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王维;他更是“孰知不向边庭苦,纵死犹闻侠骨香”的王维。但今天,他的身份是——画家王维。
大唐的风范,至今仍在闪耀着不息的艺术光芒。若唐朝的才华共有一石,李杜独占八斗,王维则必得一斗。王维不仅诗作了得,还精通书画、音律,故世有“李白是天才,杜甫是地才,王维是人才”之说。王维与李白同为701年生人,与李白一样,王维也一心出仕报国,但无奈李白直到走完坎坷的一生仍是一介白身,而王维却官拜尚书右丞,是个正四品的官职,留下了个王右丞的名号。
相较李白,王维已是赢家,他还比李白还多了一项加分技能,那就是绘画。作为唐代优秀的田园和边塞诗人,王维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画家之一,他画作繁多,并曾著有《山水诀》阐述山水画的作画方法。苏轼说: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”因其清新淡远,自然脱俗的风格,创造出一种“诗画兼容”的意境,在诗画界树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帜。
王维“不衣文采”的创作思想,对后世文人画影响很大,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。《旧唐书》中曾提到王维的画:“如山水平远,云峰石色,绝迹天机,非绘者之所及也”。王维晚年隐居辋川时,有诗句云:“老来懒赋诗,唯有老相随。宿世谬词客,前身应画师”,也显露了本人对画师这一身份的看重。
晚年居蓝田辋川,多写隐逸生活和谈禅说佛之作。兼通音乐,工书法,精绘画,擅画平远景常以“破墨”写山水松石,曾绘《辋川图》。后人谓山谷郁盘,云水飞动,笔力雄浑。明董其昌推为山水画“南宗”之祖。并说“文人之画,自王右丞始”。可惜,由于年代久远,王维之画作传世极少,所存多为摹本。
现学术界公认的与王维相关的画作主要有:《雪溪图》、《江干雪霁图》、《辋川图》、《长江雪霁图》和《伏生授经图》。《雪溪图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,但已许久未露面,右上方书“王维雪溪图”五字,此画普遍认为是五代的作品;《江干雪霁图》藏于日本私人藏家手中,缺少参考依据;《辋川图》为王维所作单幅壁画,原作已无存,现日本圣福寺所藏为宋代摹本;
《长江雪霁图》有两个版本,一卷藏在夏威夷檀香山艺术博物馆,这件近似于白描,空勾无皴,装饰感强;另一件藏台北故宫,应为南宋人临本,风格与溪山暮雪图近似,台北故宫这卷只画了长卷的后半段。那么,最有可能是王维真迹的,就只剩下被阿部房次郎带到日本,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的这幅《伏生授经图》了。
如果说艺术都是相通的,由此推想王维的书画水准,当然也差不到哪去。《旧唐书》上记载,他的书法工草书隶书,评价其画,“书画特臻其妙,笔踪措思,参于造化。而创意经图,即有所缺”,赞赏之余略批评其构图方面有缺陷。王维随以山水画著称,但唐代绘画人物画仍很发达,王维也擅画人物画。
《伏生授经图》画的是汉初名儒伏生,历代多有表达此主题的作品。伏生,原名叫伏胜。“生”是尊称,“先生”的意思。他是秦汉时期著名学者,学术界公认他是今文《尚书》最早的传播者。秦始皇焚书坑儒后,儒学受到极大打击。西汉文帝时,天下安定,朝廷开始着手搜集以前散失的各种典籍。当时汉文帝想找一位懂得《尚书》的人,可找遍天下只有伏生一人。可是这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无法进宫,文帝只得派晁错前去向伏生求教。
《伏生授经图》中画的就是伏生向晁错授课的情景。秦始皇焚书坑儒时,伏生把典籍藏于墙壁,使之得以保存。汉文帝因其通晓《尚书》而派官员向他问学,于是有《书经》传世。唐朝褒扬儒学,伏生被封为儒家圣贤。画中的伏生瘦骨嶙峋,头戴方巾,身披轻纱,坐于蒲团上,右手持卷,左手指点,双目圆睁,大约正讲到紧要之处吧。
首先我们来看伏生的穿着。一改秦汉时期儒生穿袍带冠的形象,伏生袒露双肩,所穿服装酷似今日女子的吊带裙,肩上还披了一抹薄纱。因为作者笔法栩栩如生,伏生的衣带极有质感。一个九十余的老儒为何这样穿着如此前卫?
其实画面中伏生所穿的是汉魏时期的典型内衣。东汉末刘熙《释名》中记载当时有几种衣物,大抵都属内衣之流:“帕腹,横帕其腹也。抱腹,上下有带,抱裹其腹,上无裆者也。心衣,抱腹而施钩肩,钩肩之间施一裆,以奄心也”。伏生授经时已经”年九十余,老不可征“,很有可能是在卧室中给晁错讲经,在居室内身着内衣并不奇怪。 其实,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在王维眼中,伏生无疑是白衣中的大贤,闹市中的隐者,描述这样的人物,只怕不自禁地带上了“魏晋风流”的想象。
实际上,中国传统画作中不重视透视的特点表现得十分清晰,但讲究以画传神的一面则更加突出。画作中最为突出的,莫过于伏生的表情 描绘,老年人睿智而温润的双眼,准确地体现着这位老儒历尽千帆,挥洒自如的气质,让我们能够感到伏生讲经时专注脱俗的神情。
中国古代的绘画,一方面不重视透视和光影变化,另一方面,却又对一些细节要求极度的写实。《梦溪笔谈》记载,“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,其下有一猫,未知其精粗.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,一见曰:"此正午牡丹也.何以明之?其花披哆而色燥,此日中时花也;猫眼黑睛如线,此正午猫眼也.有带露花,则房敛而色泽.猫眼早暮则睛圆,日渐中狭长,正午则如一线耳."正午画猫,猫的瞳仁被画成一线而不是午夜的浑圆,就是这种典型。
王维在这幅画中,也不无这样写实的笔法。比如,细看画中,其实共有三册书,却材料不同。桌案左脚下方,有一书,材料为竹简,伏生脚前,有一书,为绢卷,而伏生手中持的,又明显是一纸张制成的书卷。汉代之前,书籍多为竹木简,偶用昂贵的丝绸制成绢卷,而纸张恰好是汉代发明的。王维这种画法,恰好反映了当时文字载体混杂的状况。
不过,尽管在西汉的墓葬中有纸张出土,其质地却十分粗糙,不适合书写,真正能用于制书要到东汉蔡伦之后,伏生大约是来不及使用的。王维在这一点上,亦并未深究,大约是觉得既然汉代已经能造纸,让伏生用一用也不算太离谱。不过,也许将来的考古发现会证明王维比我们更了解汉朝的造纸技术,那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桌案上有笔和砚台,毛笔已经与今日没有太大区别,砚台却形制古朴简单。伏生所倚的几案是一种长条形的矮桌,两端案头有翘头,支脚是弧形的,这种形制在汉魏的壁画和画像石上常能看到,到了唐代依然沿用。汉代已经用砚,但不注重材料,大多使用陶砚,石砚。这样的习惯直到王维的时代依然如是,虽然唐代端砚已经出现,但尚未如后世那样被人重视。要是在这幅画上出现了精美的砚台,那就该证伪专家来认真鉴定一下了。
顺便说一句,此画中伏生衣带的画法,被认为有了吴道子“吴带当风”的真意,说明此画确出于大家。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画法和王维其他传世作品的风格有所不同,有人颇怀疑《伏生授经图》并非王维所绘,而是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高手所为。对此,大阪市立美术馆的专家们认为王维本人所绘的看法更占上风。
对于此画作的真伪,国内专家也尚无定论。但印宋徽宗在《宣和画谱》中记载“王维写济南伏生”,此卷在技巧上有明显唐朝绘画的特色,而且有宋徽宗的印。上海美术馆专家丁羲元认为此画著录详备、流传有绪。从《宣和画谱》中宋高宗的题签,到“宣和中秘”印记。从明代被胡惟庸所藏的经历,到胡惟庸案之后被收于内廷的记录,到最后在1925年被日本人阿部房次郎带入日本。如此完整的流传脉络之下,结合王维的技法特征,丁羲元认为此画为王维真迹毋庸置疑。
其画右上方有“王维写济南伏生”一行纵书,因岁月剥蚀斑驳不清。对比文献记载,该图宋代为宫廷秘府所藏,这一行题字正是宋高宗亲笔。这说明至迟在宋代,该画已经增加了一层绢制底衬,有效地进行了对其的保护。这方底衬左右各比原画长出三分之一,左侧有15枚收藏章,右侧有17枚,可见其收藏辗转的经历之复杂。
在宋代底衬下方,是一幅浅白色长卷,原画位于右端,左侧则为历代收藏者所增题跋。其中,题跋者不乏刘墉这样的名人。最后一位题跋者,是嘉庆年间曾担任吏部尚书的宋荦。从跋文可以看出,直到此时,该画依然是皇家所藏,偶有特别幸运的大臣可以得见。这与阿部房次郎家族从清宫流出品内收集到此画的叙述是吻合的。
从1943年,阿部房次郎的长子阿部孝次郎将《伏生授经图》交给大阪市立美术馆,至今已过去75个年头。其间几经维护,小规模的维护在该馆内的专门修理室进行,遇有需要进行较高级维护时,则交给京都大学进行。 因为该图流传途径较为简单,未经过多辗转,始终有较为专业的养护,故此虽然已经将近一千五百春秋,依然清晰如故,保存完好。根据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所述,《伏生授经图》的状态很好,氧化进展缓慢。只要保护措施得力,在百年之内,应该仍可以较好地保存它的风貌。
对于此画是否为王维真迹,学术界尚无明确定论,但在已知传为王维所绘书画作品中,这应该是目前最可能为王维真迹的一幅。如果尚不去讨论作者是谁,但就画作本身就是一个对汉朝习俗以及唐代绘画技法的极佳学习。再加上画面中的人物姿态自然,好像是照相机随意拍摄的一个生活场景,没有做态。从人物到案几、蒲团等图都画的较为工整,线条也具有很高的水平,日本国美术史家大村西崖认为此画“画法高雅,真令人仿佛有与辋川山水相接之感”。
我们如果想去了解画作的历史原貌,好似镜里观花。不如轻声吟诵这些传颂千年的名句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“日落江湖白,潮来天地青”,方可暂时搁置时空的阻隔,去接近那颗艺术心灵对线条、色彩、氛围和一切诗意图景的敏感悸动,去感受尘封在千年历史中的——“右丞风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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