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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惟一（约981－1067年），为北宋太医院翰林医官，精通医术，对针灸学造诣尤深。天圣四年（1026年），奉诏编撰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三卷，颁行天下。同时将全书刻于石碑，镶嵌于相国寺仁济殿四壁。天圣五年（1027年），又创制“针灸铜人”2具，1具置于医官院，1具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。王惟一对宋代针灸学的教育和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：全书共三卷，公元1026年成书。书中把三百五十四个穴位，按十二经脉联系起来，注有穴位名称，绘制成图，为铜人注解。图样完整，内容丰富，经穴较多而系统。按照图可查到所需用的穴位，按照穴位可查到所治之症候，是我国古代针灸典籍中一部很有价值的针灸学专著。形式略与近代《图解》相似，书中详述各个针灸穴位间的距离长短，针刺的深浅尺度，以及主治、功效等项。据宋史《艺文志》记载，原书共为三卷，后于南宋(金•大定)时，有人重制补注，改为五卷。《针灸图经录》五卷，约成书于1026年。
石刻：宋天圣四年（公元1026年）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刊行之后，又由王惟一负责，将全书内容刻石，并于天圣八年（公元1030年），以该书石刻为壁，在大相国寺内建成“针灸图石壁堂”（1042年改称“仁济殿”）。
针灸铜人：宋朝时，受王安石改良思想的影响，医学教育的发展要求针灸学教学能更加直观些，以便于学生记忆和临床使用。王惟一所创制的铜人，在脏腑的布局、经络的循行、穴位的精确等方面，不仅科学性强，而且工艺水平相当高。他选择精制的铜铸成了和一般人大小相似的人体，里面装有铜铸成的脏腑，躯壳表面，刻有三百五十四个穴孔，孔内装满水银，外封黄蜡，以防水银流出。应试时，老师出题针刺某穴或提问何病症该针何穴，学生照题试针。若针得正确，一进针水银便会流出。若针得不对，就刺不进去。铜人的铸造，对中国医学的发展，尤其在针灸学和针灸教学方面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，故为历来针灸学家所推崇，至今仍有学习和研究的价值。
《图经》、石碑、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，但内容一致。石碑起到了保存《图经》内容的作用。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。
从《图经》、石碑、铜人的编绘制作，可以看出，使经穴理论规范化，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。王惟一在撰写《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时，“纂集旧闻，订正讹廖”，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，对后世学习《内经》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，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