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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3年7月22日，山东新城王士禄去世，他是大诗人王士禛的亲兄，也是高珩的亲表哥。这件丧事不小心成了蒲松龄的人生拐点，蒲代笔写《祭新城王西樵先生文》，很快为人传诵，自此开始卖文求生，并进入了创作《聊斋》系列故事的勃发期。
按照当时蒲松龄的资历，怎么可能高攀得上王氏家族。他代笔写祭文，是因为高珩，蒲松龄是高珩侄女的舅父，所以两人互称“亲家”。蒲松龄与高珩的友谊还立足于通俗俚曲的共同爱好。1675年，35岁的蒲松龄写《琴瑟乐》，高做了详尽点评。
这里所说的“通俗俚曲”，实际上就是指的民间说唱散文，比如早先的鼓子调、货郎旦，再到17世纪流行的是北方的鼓书、子弟书，南方粤语地区的木鱼歌等等。不过文人创作说唱作品，只是偶尔为之，小试牛刀，并无持续的影响力。蒲松龄是唯一创作了相当数量说唱散文的作者。
高珩书法
王士禄去世时，高珩任刑部侍郎，正值回乡度假期间，而蒲松龄刚刚参加完第四次乡试，他们在农历四月同游崂山。跟蒲松龄一样在70多岁才成为贡生的李渔，这一年在杭州出版了他毕生的得意之作《闲情寄偶》。
这次考试，蒲松龄本来是十拿九稳。一方面，他对自己的才能很有信心，另一方面，他手里有孙蕙和高珩的举荐信。没想到，他再次遭受惨败。距离他19岁成为全省头名秀才已经过去了16年。
可是这不算什么，据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记载，1699年广东乡试，佛山102岁的秀才黄章来应试入场时，让他的曾孙挑着灯做先导，上写“百岁观场”四个大字。如果当时有吉尼斯世界纪录，黄章应是参加乡试的最老考生。
这里所说的孙蕙，乃是蒲的学长、扬州知县。1670年秋至1672年回乡考试之前，蒲松龄一直在扬州担任孙蕙的师爷（其实就是一文案）。文学史上对其美其名曰：负笈南游。孙蕙是一个相当好色、油滑、老练的官僚，从很多诗文中可以看出，蒲松龄对他没什么好感，他之所以接受这个差事，只是因为一点：收入比塾师高。他已经做了三个孩子的父亲。
可就是在这趟行程中，他认识了青楼歌姬顾青霞。据考证，蒲松龄笔下涉及顾青霞的诗歌至少有6首，后来《聊斋》中的连锁，则完全取材自顾青霞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可以说她都是他的梦中情人。可偏偏是他的领导孙蕙，最后将顾青霞纳了妾。而他一直常伴孙蕙左右，其中的煎熬不难想象。
电视剧《聊斋新编》中的连锁
但是孙蕙对蒲松龄的了解是非常准确的，他认为，考官的判断力没什么问题，问题出在蒲松龄身上，他太放纵写小说的才能了。正是这种才能，妨碍了他的科举之路。
自从王士禄的祭文被人传诵之后，蒲松龄俨然成了著名文人，在老家淄川一带相当混得开，但凡婚丧嫁娶需要执笔的事，都有活找上门。不少小说史家把1672-1679年归为蒲松龄的“七年困窘”时期，实际上并不准确。这个期间他坐过两家馆，时间都不长，重要的收入来源其实还是代笔。
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蒲松龄离家50里，到显宦毕家坐馆，待遇相当可观：年薪20两银子，不包括逢年过节的礼物。当时聘请他的男主人叫毕际有，做过刺史，毕家与新城王士禛家有姻亲关系。蒲松龄在毕家待了30年，年逾古稀才撤帐回家。
到毕家坐馆的同一年，蒲松龄细想过孙蕙的劝告，打算放弃写小说，专攻科举。于是他将已写好的若干故事编集成册，勉强定名为《聊斋志异》，并写了“自志”，第一次表明这本书是“发愤之作，是孤愤之书”。高珩给他写了序。我们知道，一本书既写了自志，又请人写了序，通常都表示这本书已完成，可以找人刻印了。
1766年青柯亭本《聊斋志异》
不料这本书编好后，蒲松龄进入毕家坐馆，毕家从上到下都喜欢看这本书，都支持他继续写小说。毕际有甚至动手帮他写过一些段落。于是《聊斋志异》创作又进入新的勃发期。
前面说了，毕家与新城王士禛家有姻亲关系，所以后来蒲松龄能真正结识翰林院侍讲学士、诗坛盟主王士禛，全是因为这层关系。王士禛听毕家人说过《聊斋志异》是在7年后，即1686年初夏，王士禛回到新城，派人给蒲松龄送了两封信，王士禛的信没有保存下来，蒲松龄的回信收录在《聊斋诗文集》（现存中山大学图书馆）。
蒲松龄在信中说：“《聊斋志异》）被人借走了，一直要不回来，等到中元节（农历七月十五），一定寄给您看。”王士禛后来果然收到了书稿，四次认真阅读，选了《小猎犬》等几个有趣短章，收进他的《池北偶谈》。
也就是这一年，孙蕙去世，其姬妾大多散去，顾青霞却留在孙家。不到两年，顾青霞香销玉殒，终年不过23岁。
我们无法得知蒲松龄当时的心情，要知道，王士禛是他一生中结识的唯一一个懂货的大人物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蒲松龄有点后知后觉：一个名人向你索读书稿，是多么宝贵的恳求对方写序的机会啊！可是要等15年，蒲松龄才会反应过来。
王士禛（1634-1711）
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春，蒲松龄托人带给王士禛一封信，恳请他给《聊斋志异》写序。在此之前短短两年时间，王士禛一路青云直上，从翰林院侍讲学士升到左都御史，接着任刑部尚书，位列九卿，成为台阁重臣。王士禛回了一封信，把《聊斋》天上地下夸了一通，就是不提写序的事。
王士禛婉拒写序当然是有原因的。首先是因为当时诗文乃是正宗，志怪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其次是《聊斋》里写到政治变故，身为台阁重臣，王士禛不得不考虑写序将带来的政治风险。这两个原因恰恰就是蒲松龄生前没办法顺利刻印《聊斋志异》的原因。他和王士禛的联系自此中断，直到王去世。
1711年5月11日，王士禄去世38年之后，蒲松龄又为他的弟弟王士禛写了一篇祭文《代毕韦仲祭王司寇》，这次是为他的学生、毕际有之子毕盛钜代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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